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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23 15:37 来源:人民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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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问题不仅是作风问题,还有精神懈怠、消极腐败、脱离群众、能力不足等;需要从严教育的对象也不仅是党员干部,还包括广大普通党员。坚持典型引领,在全县建立了56个示范点,通过典型引领、示范带动,推动整体工作上水平。

该群及时推送学习资源,党员们利用这一平台交流互动,扩大了学习教育覆盖面。会上,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贺军科宣读表彰决定,书记处书记、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徐晓主持,书记处书记傅振邦、徐丰、尹冬梅出席。

  设置了7个计划项目,要求党支部选好配强机关党组织领导班子,党员组织生活规范开展,党务公开进一步推进,党内民主得到明显加强,党员发展转正工作严谨有序,党员结构科学合理,机关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充满生机活力。要善于做小事,要甘为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努力为人民群众谋福祉,时刻不忘肩上扛着的那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信任,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江西以降成本优环境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初显,2016年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全省GDP增长%,固定资产投资超过14%,新登记市场主体增长%,注册资本增长43%。同时,突出以知促行、知行合一,认真抓好精准脱贫、生态建设、产业转型升级、新型城镇化建设、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民族团结进步等重点工作,把学习教育的成果体现到促进事业发展上来,做到抓“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与干跨越发展实事“双促进”。

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继承党的优良传统,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走在前列、干在实处,当好表率,一级带动一级,一级做给一级看,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就能凝聚起强大的正能量和上行下效的示范效应,激励全党为实现崇高理想和宏伟目标而不懈奋斗。

  他强调,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关键在逐步形成健全、灵活、有效的党内学习教育机制,要重点在建立完善理论武装工作机制、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制度、建立日常督查考核机制、健全完善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融入党建工作基本制度的工作机制等方面进行探索,为“两学一做”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提供保障。

  对照战位要求固强补弱。同时,有针对性地实施稳定脱贫、基础设施、产业扶贫、生态保护、人口素质、公共服务、村“两委”提升七大脱贫攻坚行动。

  注重规范党支部工作,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作为“三会一课”基本内容固定下来、坚持下去,严格七项组织生活基本制度,切实把党支部搞坚强;注重强化党管党员、党管干部,严格落实管政治思想、管教育培养、管履职尽责、管选拔任用、管作风纪律等制度措施,加强人文关怀,切实把党员干部凝聚在党的旗帜下;注重增强党性原则,对违反纪律规矩的人和事敢抓敢管、露头就打,引导党员干部在过好名利关中心存敬畏、加强自律;注重正面教育立起德的“高线”,大力弘扬先进,营造靠素质立身、凭实绩进步的良好氛围。

  党员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形中在营造一种风气,提倡一种追求,引导一种方向,对推动党的作风建设,具有一种示范作用。  目前宜城市已经追认王世军为优秀党员,并号召全市学习王世军事迹。

  另一方面,在工作中,如果出现了“党员个人的利益与党的利益的不一致”,那么,共产党员必须发扬忠诚精神,“以革命的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处理一切个人问题”。

  2016年年底,“党建+颐养之家”乡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在新余市农村全面开展。

  学党章、讲党课,肿瘤医院领导干部以上率下、示范带动,将学习教育与日常工作两手抓。——2013年9月25日习近平在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上讲话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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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山阙》:辗转半个中国的迁徙与流亡
发表时间:2019-05-23   来源:中国文明网

  

  《河山阙》 董贻正 薛传钊 著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5年8月

  【内容简介】 

  他们生于1930年代的中国,他们出身中产家庭,考入清华大学,是当时的学界精英,而他们曲折的经历就是现代中国史里面激情燃烧岁月的一章,他们的际遇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年幼时即随父母流离颠沛,在上海租界求学追求进步……他们曾距离大师们如此之近……他们,见证了那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本书作者亲历抗战,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学与大学,受业于中国最知名学者,对那个时代的思想动态、学习与社会生活等作了详尽的描述,是难得的史料。 

  【作者简介】

 

  董贻正,男,1931年间月出生于上海市,汉族。1948—1952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电机系。

  薛传钊,女,原籍广东中山,1930年生于上海,年幼时随父母逃难,流离颠沛,辗转数年。抗战胜利后,在广州培道女中念完高中。1949年夏从香港飘海北上,考入燕京大学社会系,1950年转入清华大学经济系。

 

  【目录】  

  从十里洋场到故都清华园

  

  我家踏入上海滩之路/002  父亲剪影/006

  儒家范式的家庭教育/013

  父亲新中国成立前的“左派”朋友/017  外婆家原系大家族/019

  小嬢嬢是新四军/022  十里洋场少年时/026

  从手心挨打到银盾少年/027  我知道的八百壮士/030

  亲戚中就有汉奸/032  虎头蛇尾的奴化教育/035

  租界里的生计/037  租界里的中学生活/039

  旧上海的少年阅读/042  战争阴霾下的课余生活/045

  中学同学的不同人生路/046  抗战胜利啦!/048

  亲见国民党丧失人心/050  离延安更近了/052

  我成了“赤化嫌疑分子”/056  开始了进步的道路/057

  大江东去晓光始/059  我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学生运动/062

  用“单戈士”的笔名向进步报刊投稿/067

  1948,我要考大学/069  马桶上听到录取的消息/071

  一路向北/073

  

  辗转半个中国的迁徙与逃亡

  

  最早的家教/076  从未团聚过的家/078

  入读武汉圣约瑟女子学校/082  被战争打乱的童年 /086

  初次闻到火药味/088  我家成了难民转运站 /090

  热闹非凡的难民之家 /094  战争中的桃花源 /098

  像上班一样躲警报/100  边境小城印象/104

  德归医生治好我的黄病/108  再次踏上逃亡之路/110

  荒山生活要自给自足 /113  锡是怎样炼成的?/116

  矿山里的学习生活/121  父亲自制“咖啡糖”/125

  战争中的大家庭/128  长途跋涉到玉山/137

  难忘的六年级/143  日军打到浙赣铁路,再次逃亡/146

  与“鬼火”相伴的住地/153  初次接触洋文化/160

  战乱中难忘的春节/163  跟着难民继续大逃亡/166

  掷垒球训练/175  见识了民族风情/178

  山沟里的机场/180  去重庆/182  闯进卫戍司令部/189

  15岁挑起家中的担子 /195  自建小茅屋/200

  小茅屋落成 /203  进了南开暑期班/206

  抗战胜利,狂欢之夜 /208  李四光是我的推荐人/210

  李四光镇不住势利眼 /211  振济中学,一场虚惊/213

  附注:抗战历史参考资料/218   

   【书摘】

  

  从十里洋场到故都清华园

  董贻正

  

  我是1931年12月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1936年8月上小学,还不到5周岁;以后上初中、高中,直至大学。1948年报考大学,报了3所,都被录取,于是北上清华,1952年8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

  抗战胜利后,对国民党从期盼到失望,接触到进步思想,参加了学生运动;新中国成立前在清华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因此就成了离休干部。1994年办了离休手续。

  父亲新中国成立前的“左派”朋友

  父亲一生也历经坎坷。从我们懂事时起,就曾先后两次入狱,一次是日寇占领上海时,上文提到过;还有一次是在抗战胜利后,究竟是什么原因?父亲的《三代简史》里没有提及。但说了这样一件事。抗战胜利了,被日本没收的大中染料厂非但没有立即归还,相反,重庆来的“劫收”大员又蓄意抢夺,欲归为己有。经过父亲两年多的交涉,才收回厂房,复工生产。此时被拘押,是否与此有关?现在所有当事人都已不在人世,此事真相就不得而知了。

  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抗战胜利时,我突然看到了房间墙上挂起了蒋介石的大幅戎装照,这才知道他多年来一直隐藏着。蒋介石代表正统的国民政府,私藏蒋介石的戎装照片,这在当时沦陷区的上海是有很大风险的。回想起来,他遭日寇逮捕时,传说他和“重庆”方面有联系的说法,倒也有几分可信。

  抗战胜利后,看到国民党的腐败,他也经常叹息。因此对我们参加学生运动也未加阻拦。新中国成立后,他才知道过去几位金融界、外贸界的老朋友还是地下党,现在记得他曾提起过的有徐伯昕、陈其襄等人。徐伯昕曾和邹韬奋一起创办生活书店,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与郑振铎等人创办《民主》周刊。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办公厅副主任,发行管理局长兼新华书店总经理,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等职。陈其襄曾任我姨夫包述传所在钱庄的经理,还任过上海生活书店总店发行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贸易总公司副总经理、中国花纱布总公司经理、商业部局长等。我父亲恐怕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他们影响。

  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民主》周刊,从2019-05-23创刊以来,就每期都往我家寄送。对我来说,正好是多了一份精神食粮,《民主》是每期必看。

  《民主》周刊的主编郑振铎,是一位进步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藏书家。在抗战时期的上海,他为抢救古籍等文化遗产,阻止珍本外流,做出了杰出贡献。抗战胜利后,我曾看到过在上海《文汇报》连载的《西谛书话》,就是他对一些古籍的评论随笔。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先后出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2019-05-23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殉职。《民主》的编委都是当时知名的进步学者,如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董秋斯、罗稷南等,沈钧儒,沙千里、史良、闵刚侯四位名律师担任常年法律顾问。这是一份非常明显的“左倾”刊物,经常报道一些被国民党封锁的真实信息。如“重庆较场口事件”“六·二三下关事件”“李公朴、闻一多被杀事件”以及国民党搞“假谈真打”的阴谋等,《民主》都及时做了真实的宣传报道,所以被国民党视作眼中钉,出版还不到一年一个月,就被迫停刊了。

  父亲从旧时代走来,走过飘摇诡谲的混乱年代,一直坚持到20世纪末。从上海滩十里洋场出场,历经了清末、北洋、民国、日伪政权、新中国等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历史阶段。在起起伏伏的人生里,他有努力有坚守,有坚持也有隐忍,有聪慧有智慧更有寂寥。他思想开明,眼界开阔,但性格却内敛,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又能与这个世界保持融合。打太极写毛笔字,他以儒家思想武装和劝慰自己,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应该算是“内心强大”的那一类人。我的人生已有80多年的经历,现在才开始参悟他,可却未必能了解他十之二三。

  外婆家原系大家族

  我妈妈张文澍是鄞县人,现在宁波的鄞江区。外婆家比较有钱,在宁波的情况我不清楚,但到上海后,当时在闸北有一整条弄堂、好几十栋楼房都是外婆家的。外公我没见过,早已亡故,所以没有任何印象。

  当时的闸北不是租界,离市区较远,小学时,我们去外婆家,都要打电话召出租车。那时上海最有名的出租汽车公司是祥生出租车公司。祥生的老板黄祥生也是宁波乡下人,13岁跑到上海来谋生,开始在饭店里打工,做招待,做了10多年才开始做出租车业务。祥生的发展与崛起,也是当年一个上海淘金梦的圆梦过程。祥生电话号码是40000,非常好记,当年取“四万万同胞”之意。

  外婆家对年幼的我们是另外一种乐园,回外婆家也就成了一件乐事。

  在闸北时,外婆家的房子同我们成都路宝裕坊的房子面积差不多,不过就是他们是一家住,我们则是几家合住,可见外婆的家庭情况很是宽裕。可惜,抗战时,外婆家整条弄堂的房子都毁于战火,外婆家搬到城里,离我们成都路住处不到一站路。但住房面积要小得多,不到100平方米了。

  外婆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太太,虔诚的佛教徒,逢到佛教的重大节日,都要到寺院去烧香许愿,这一点和祖母很像。

  外婆家族的亲戚也多,很热闹,可能因为条件稍好,加上外婆的和善,所以氛围也好。我们小孩子特别喜欢到外婆家去。

  外婆育有两子三女,我母亲是老大。在三个姐妹中她文化程度最低,用现在的话她就是全职太太。我母亲信佛,但没有外婆那样虔诚。她虽然成长在经济条件较为优越的环境中,但她操持家务却崇俭戒奢,这也是很多宁波人的家风,无论多么富足,家风却一脉相承。

  我夫人李璀明祖籍也是宁波,幼时家境也很好,同样秉承这种风格。我岳父李大耀,新中国成立前是美孚公司宁波地区的“大班”,他们住的江北岸清泉坊4号,1号、2号是蒋经国住的,新中国成立后被海军接收了。后来我夫人回宁波时,想去看看老家,但弄堂口的警卫不让进了,因为有海军首长住着。我岳父1964年病故,我们把岳母接过来赡养,晚年,她得了老年痴呆症,1986年病故。

  我们兄妹5人结婚,都是从简办理,不事铺张。母亲从来没有提出什么要求。母亲宽厚待人,邻居或亲友有困难时,她都乐于相助。新中国成立后,她积极参加里弄和工商联组织的文化学习和政治学习,丝毫看不出年轻时出身之类的问题。所以,直到我妹妹学校的红卫兵找到家里大闹之前,上海的红卫兵并没有为难他们,可见她身上应该是找不到“富贵人家的小姐”的特征或习气。

  母亲对子女教育不骄不宠,我们兄妹5人,没有一个是在上海上大学的,她都高高兴兴把我们送走。我们兄弟也各自独立,有一点可以预见:即使没有政治运动,我们也不会成为“啃老族”。

  1962年,我小弟贻诚北大毕业。那时我们3个兄妹都已留京工作,母亲也已年逾花甲,健康也大不如前,内心确实是希望小弟留在身边,但听说小弟要留校考研究生时,她在同爸商量后,仍然支持小弟进一步深造。

  1963年,小妹贻直从北京矿业学院毕业了,这是我家兄妹中最后一个大学毕业生了。但妈仍没有向组织上提出过要求照顾的意见,最后小妹也留在外地工作了。

  “文革”后期起,她长期卧床,爸也年逾古稀,家里确实有很多具体事务要我们子女承担,但她始终没有向子女所在单位提过任何要求。从1958年起,一直到1982年妈妈临终时,24年间,我们兄妹5人没有一个能长期侍奉身旁,和父亲一样,她老年时,成为一个“多子女的孤老太婆”。思念及此,我们兄妹们都感到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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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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